“后真相”时代价值观教育

的隐忧与改进

邵芳强&吴云志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后真相”已经从政治领域的特殊现象演化为新媒体时代不可忽视的认知规律和现实境域。当前，一些学者对“后真相”及其所引发的“症候”忧心忡忡。其实从本真来看，“后真相”只是网络环境下“真相”的别样呈现，是当代真理的表达方式。“后真相”境域下,价值观的形成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的新特点，并由此引发了价值观教育领域有关话语、教育权威等基本维度的隐忧。面对新情况，“后真相”时代的价值观教育需要有针对性地改进：教育目标上，要从教人以“知”到启人以“思”；教育原则上，要面向生活世界和现实的个人；教育内容上，要将以价值自觉为核心的媒介素养作为有益补充；教育方法上，要从强势“灌输”走向真诚“对话”。

[关键词]后真相；价值观；教育；隐忧；改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价值观教育，并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将加强价值观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战略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1]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进化，解构了人们先前的信息占有和交换模式，创新了人们的公共交往形式，在各种复杂社会因素的激荡下，“后真相”这一被种种后现代价值预置了的世界景象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后真相”时代，价值观念的生成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新的价值观生成机制使传统的价值观教育存在哪些隐忧，价值观教育应该如何改进以适应新变化等，认真考察并有效解答这些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后真相”时代的“真相”识认及价值观念的生成特点

“后真相”作为一种植根于西方政治土壤中的社会现象由来已久，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就已经对所谓的“后真相”现象予以揭示：“考虑事物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的真正形状更重要”，“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2]44《牛津词典》将其评选为2016年度热词，用来描画“对于塑造公众观念的影响，客观事实要弱于情感诉求”的情形。当前，“后真相”已经从政治领域的特殊现象发展为不可忽视的时代境域。“后真相”时代，媒体赋权下的人们对“真相”的识认以及价值观念的生成均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的样态。

在传统媒介时代，“事实”到“价值”的过程是线性的：首先，客观事实被原貌呈现或被证实即被确认为“真相”；其次，人们依据此种真相生发出某种情感；最后，人们基于此种情感形成一定的价值。这一进程是单向度、不可逆的。在这个过程中，“价值”无法回溯到“事实”，无法拼贴、重构“真相”，也不能通过“情感”影响“真相”。“后真相”时代是一个网络化、新闻化的世界，“事实”到“价值”的过程不再是线性的。正常情况下，“事实”与“价值”应当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才能实现认知协调，一旦“事实”与“价值”失衡，“真相”便作为“事实”与“价值”关联的纽带从中进行调节。网络传播条件下，当“事实”与人们既有的价值观不符时，人们往往对“事实”难以接受，通常会转向情感宣泄。为了实现“事实”与“价值”的平衡，人们经由媒体赋权开始选择、拼贴、重构已知事实。这样一来，“真相”便不再是被证实的事实，而是符合某种既定情感、人们选择相信或假装相信的信息，成为了与价值相纠缠的“复杂真相”。“事实”“情感”“真相”“价值”各个环节互相牵动影响，碎片化事实、甚至是未曾发生的桥段会被挑选与创造出来，既有价值驱动“情感”裹挟“真相”重构生成新的价值。从“事实”到“价值”清晰的因果链条被颠覆，此时的“真相”折射了某种情感并体现了特定的价值。这便是网络传播时代“事实”到“价值”的生成路径，亦是“后真相”发酵和形成的过程。[3]“后真相”是客观事实被人的价值立场和主观情感干扰的情景,它以一种隐匿的、复合的方式生成着人们的经验与感知，形塑着当代人的价值观念，使人们价值观念的生成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网络新媒体赋予大众话语权，“真相”不再是客观现实，而成为媒体和大众共同参与书写的产物。传统媒介中的事件文本是相对静态和确定的。而“后真相”境域中的事件由“可读”“可见”走向“可写”，“真相”因而也具有了流动的本质，成为客观事实、拟态事实和主观事实的混合体。网络传播时代，人们从自我的认知框架出发，在解构原有的事实框架的同时，不断地将符合自身价值立场的信息充填进去，并通过内隐性框架作出意义解释和归因推论，通过主观事实与媒体提供的拟态事实的碰撞交流，拼贴出新的真相。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和人们对真相理解的渐进性使既有的“真相”不断被消解，成为话语互动与意义重组过程中不断变化、衍生的复杂议题。

第二，情感成为“自下而上”汇聚价值共识的驱动力量。情感是个体嵌入社会的感知与体验，是人类行为中必要的行动解释原则。“情感在所有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4]2“后真相”境域下，理性并未显示出足以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和应有的动员能力。相反，情感却往往能够使人们因本身角色代入产生的情感共鸣以及所产生的感同身受的“伙伴感”，实现意义传递和价值共享。网络传播条件下，社交媒体上“圈子”式的交流使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得到印证和强化，不同意见的争论逐渐汇聚成一种声音的输出，具有共同情感和心态的人们在相互激荡中织就出一条强有力的共享情感纽带，积聚起强大的情感能量，价值观念不断趋同汇聚，逐渐形成价值共识。

第三，新的价值观是“真相”与既有价值观念不断“协商”的结果，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显。“后真相”是价值观主导的对真相的塑造，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的。当真相逐渐清晰，理性得以回归，这个时候真相开始反过来建构价值观。人们开始通过思考达到对相关事实的意义与价值的把握，表现为真相与人们的既有价值观相符时，既有价值观得到印证，被进一步巩固起来；而当呈现出来的真相与既有价值观不相符时，人们则不得不调整心理策略，修正既有价值观以适应新的真相，从而实现真相与价值观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理性包括辨别、判断、思考等起决定性作用，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显。

当前关于“后真相”的研究，大多都关注到了真相背后价值的驱动作用，认为“后真相”是现代性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是“坏的主观性”之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其“总是意味着真相、真理的消退隐遁，意味着坚实的客观性已然坍塌而不再具有约束力了”[5]。“后真相”作为一种体系外的力量，挑战着现有的体系，威胁着既有的秩序，使艰难建立起来的现有秩序复又陷入一种失序、无序的“后秩序”状态。[6]学者们在讨论“后真相”时所使用的“困境”“危害”“泛滥”“瓦解”等词汇，投射出对真理缺失、理性精神坍塌、公共意见混乱等“后真相”“症候”的忧心忡忡。以真相异化、信任异化等理论去解释“后真相”时，实际上已默认了一个前提，即“后真相”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因而是“治理”的对象。但将“后真相”同“真相”对立起来，只看到价值对事实的塑造，而忽视网络赋权背景下真相对价值的构建，这无疑是局限的。随着人们认知的发展，对事实真相的确认也在发生变化。网络传播时代，“真相”不再被认为是客观的、简单的、单一的，而是具有主观性的、复杂的和变化着的，这种复杂性和变化性凸显了真相的可塑性。也就是说，真相是被建构的，其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被建构和形塑。在这个意义上，“后真相”本身也是一种“真相”，是网络条件下复杂事实的别样呈现，是自媒体语境下产生的“第三种现实”，即信息内容是介于真实与虚假、客观与主观之间的一种情绪化的现实。[7]其本质是一种没有被现有体系和公共领域充分关注到的“别样社会共同性”，一种没有得到适当反映、认知的共同主体需要和利益诉求。[6]“后真相”时代，“真相”的标准是被网络媒介设计过的，线上信息的价值往往不是因为它们的客观性，而在于它们的情感预设能力和情绪制造的潜力。[8]因此，我们对“后真相”不必过度悲观，应当看到它正是当代社会真理展现自身的特有方式，其独特的存在样态，预设了一个全新的真理阐释方式的到来。[9]

二、“后真相”时代价值观教育的隐忧

“后真相”时代，个体自发形成的多元化、离散化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后真相”境域下，价值观生成的新特点、新变化投射出传统的价值观教育在一些方面存在隐忧。

（一）传统教育话语与“后真相”话语不“兼容”

第一，话语目的冲突。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教育者往往居于高势位，为了让教育对象认同并接受某种特定的价值观，灌输、规劝的意图明显。当发生价值冲突时，在“堵”的思维主导下，回应的姿态与教育对象的期待有较大差距。而“后真相”境域下，人们习惯于通过情绪化的话语引发情感共鸣和观点认同，其目的是寻求共同的价值群体，形成舆论氛围，进而争取权力。由此可见，“后真相”境域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往往在各自的场域里自说自话。

第二，话语模式迥异。传统的价值观教育采取“中心点——受众面”的价值传递模式，奉体系化、同一性、权威性为圭臬，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效率高、幅射面广，缺点是反馈与互动机制僵化。“后真相”时代，话语对象从“阅读人”变为“书写者”，其不再处于话语的接收端，而是自由参与到话语过程当中，通过与对方进行自主的交流，建立一种“弱纽带”关系，从而达成某种价值共识。

第三，话语风格不同。传统价值观教育话语表述相对抽象，话语风格具有逻辑性、严密性、概括性、系统性等特点。高度概括的、抽象的原理，由于缺乏感性化的论据和细节化的事实论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公式化、说教式的弊病。“后真相”境域下的价值言说不迷信任何“框架”或终极性解释，弃绝无限性、绝对性，颠覆崇高、典范，质疑严肃话题，排斥主流话语。感性朴素、活泼生动的话语表达更“接地气”，更易于唤起情感共鸣。

（二）教育权威受到网络“信息权力”的挑战

第一，教育权威的信息垄断被打破。新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介议程设置的限制，人们依托搜索引擎和知识分享平台，主动检索、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颠覆了传统媒介条件下价值观自上而下线性传导的等级制度，交互性和网状传播结构使人人都拥有了自由选择信息的权力和平等的话语权。[10]教育权威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和意识形态的把控者，普通民众已逐渐掌控部分权力，业已积聚成一股自下而上的舆论氛围和信息力量。

第二，教育权威的解释力被消解。“后真相”时代是一个对真相“解释冲突”的时代。个体不仅是真相的接受者，同时还是真相的提供者。受教育者已不再是早期教育关系中的“单向度的人”，社交网络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畅所欲言的渠道，拥有了自由言说的空间，大众的价值诉求具备了被倾听和关注的可能性。人们在更大的程度上拥有了对真相阐释的动力和能力，教育者对真相的阐释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

第三，教育双方的信任关系异化。“后真相”时代，人际信任拒斥组织化的制度性共识，倾向于扁平的个人化信任，信任关系从权威信任向人际信任流返，“信息即媒介”“信息即权力”等观点被印证和广泛接受便是例证。教育者所传达的主流价值观混杂在“身边人”的价值观中被解构和稀释。更有甚者，人们对教育权威产生了刻板印象，即认为教育者的目的就是通过灌输、规劝来统一思想，因而产生抵触情绪和戒备心理，导致深层次信任关系的破裂。

（三）价值观的感性存在形式被忽视

第一，传统唯理性的价值观教育无法有效应对感性符号传播的挑战。在传统的教育活动中，道德准则、理想信念等价值观主要依托于教材、教师，以概念体系和逻辑推论的形式被表达和传播，这无疑是间接的和抽象的。“后真相”时代，人们很难有耐心接受枯燥的理性分析，那些极具情感性、生活化的图片、声音、视频等感性素材更符合当下人们的接收习惯，“标题党”“抖音”的流行就是例证。感性符号正大规模并且快速地取代传统文字的传播作用，成为价值观教育和传播的重要载体。这些蕴藏着一定价值观念的感性符号几乎能够一瞬间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达成价值共识，从而为价值观构建奠定基础。

第二，传统唯理性的价值观教育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体验性需求。感性本质上是个体所处时空的身心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源泉。人们通常不会刻意运用概念化、理论化的价值观进行价值判断。“后真相”时代，人们更多的是遵从已经内化于心的文化习俗、道德风貌等，在感性认识和体认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价值观。列宁认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1]117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而唯理性的价值观教育却排斥、拒绝感性因素，最终导致价值观教育效果有限。

三、“后真相”时代价值观教育的改进路向

价值观教育作为高级的教育实践，应该与时俱进。“后真相”时代，面对叙事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及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所发生的根源性、多方位变化，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原则、内容、方法等亟需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根本性的调适和改进，以期不断增强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一）价值观教育目标的改进：从“教”人以知到“启”人以思

现代社会，科学主义已然成为一种基本的思维范式。以“科学世界”代替“生活世界”，把科学理性看作唯一的支配性力量，理性逐渐被局限于科学认知，进而退化为纯粹的知性方法。价值观教育也经常以这种模式推进。这样一来，价值观教育的目的，便是帮助受教育者掌握关于价值观的知识体系。这种遵从工业时代效用原则的价值观教育，将“正确的”价值观念作为知识体系进行传授，显得“有用”且具有规范性力量。但是，人掌握了良好、正确的价值规范知识，并不直接等同于获得了运用和执行这种规范的动力和内在力量。价值观教育不能将特定的价值要求传递给教育对象后便止步不前，网络传播条件下，纷繁的价值选择不断干扰个体的价值判断，“后真相”境域的复杂性也总是在我们的理性设计之上。这就意味着，价值观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教”人以知。

价值观教育主要是培养人们的文化素养和价值思维能力，传承反映民族智慧和文化的活的灵魂的价值观。作为一种人文教育，价值观教育不是客观知识的灌输，价值观教育任何时候都更注重使人们获得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能力，以便尽可能地实现在思想、情感、判断以及想象方面的自由。价值观教育的本质属于教化之学，教化之学不在于掌握一种现代文化的内容所需要的专门才能，而是要有一种接受精神影响的悟性。作为教化之学的价值观教育是对人施加有选择的教育，引导人们通过反思性的理论活动破解既有观念的束缚并超越这些观念，使之进入自主的价值思维和价值评价状态，体现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价值选择。尤其是在强调主观构建的“后真相”时代，纯粹的、以知识为导向的价值观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观教育不能仅仅停留于“教”人以知，更应“启”人以思；并不给予人什么，而是把人本身所具有的东西发掘出来。[12]25

（二）价值观教育原则的改进：要面向生活世界和现实的个人

教育作为一项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必须从现实的人的存在出发，基于对人的现实处境的思考。价值观教育应坚持面向生活世界和面向现实的个人的教育原则，不断拓展现实的个人与生活世界之间全面、丰富、生动的联系，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生活情境中，以人性为基础而不断展开。

第一，价值观教育要面向生活世界。价值观教育直接关联着人的现实生存，人生价值具有多维性，所以必须体现出对生活世界的整体性观照。一是要面向现实的生活。走出“纯理性设计”教育的困境和以教育之名“净化过的”世界，改变遗忘、疏离现实生活世界的现状，引导人们形成现实性思维，通过完整的教育，从根本上推倒阻隔教育与生活的藩篱，让人过上整全的生活。二是要面向冲突的生活。价值观教育应该直面“诸神冲突”、价值多元的生活世界，增强对价值问题的批判力和解释力，化情绪化的发声为建设性力量，将隐藏在事实背后的与人们切身相关的价值问题作为最好的教育素材，纠正偏见和误解，改变偏差性、谬误性认知框架。

第二，价值观教育应面向现实的个人。一是要面向拥有丰富情感的人。人们对某种价值规范的认同及选择，总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情感涌动和情感需求。“后真相”的突出特点就是感性主导，角色代入产生的情感共鸣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因此，要修正价值观教育重理性知识传授而轻情感体验内化的唯理性倾向，增强对人的情感需求的关注，注重价值情感培育，通过情感共鸣不断加强对个体情感的合理引导和意义共享，使其成为兼具认知和情感的完整的人。二是要面向具有独特个性和经验的人。价值观教育的对象不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人，而应该是具有异质性、特殊性、个别性的具体的现实的个人。价值观念生成于人对自身生活的回望、自身问题的思考和自我意义的追问之中。基于需要之上的偏好直接影响着人的接受能力、接受角度和程度。“后真相”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崇尚个性的表达与需求，尊崇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后真相”时代，价值观教育不能简单输入某种共同的模式，而是要从被教育对象的生活背景、思维习惯、思想感情出发，将感性符号包含的价值内容与受教育者在长期生活过程所积淀形成的生活信念和价值规范进行对照，帮助其自然而然地产生感性意识形态上的共鸣。

（三）价值观教育内容的改进：将以价值自觉为核心的媒介素养作为有益补充

“后真相”时代，几乎一切全新的观念都首先经由大众传媒传播，然后逐步成为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媒介已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生活，媒介所制造的海量“媒介现实”泥沙俱下，对这些事实进行甄别需要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它不仅是当代人参与社会、行使权力，形成稳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备的能力架构，还是一种观察方法。提升人们的媒介素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鉴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媒介化”事实，我们要把加强受众的媒介素养养成作为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促进人们的价值自觉。

第一，要培养以价值自觉为核心的信息理解能力。“后真相”境域，需要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理解媒介以及对信息背后所蕴藏的价值立场的解读、甄别和思辨能力。这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培养人们在全面掌握媒介运行规律及信息传播特征的基础上，从多个信息源全面了解事件。以理性的批判精神辨识信息的价值，通过追本溯源、持续跟进等方式探寻事实真相，避免在拟态环境中迷失自我。二是引导受众形成透视信息背后隐匿的价值导向的能力。媒介不仅是信息的载体，同样也是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通过系统学习和了解媒介建构现实的过程，形成批判性的媒体读解能力，有助于人们自觉地坚定价值立场，保持个人在多元价值境域中的独立性。

第二，要培养以价值自觉为核心的信息传播能力。“后真相”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成为信息的二级生产者、传播者。因此，必须增强自主传播者的价值自觉、责任意识和道德约束力，理性地运用媒介发布消息、传播声音，自觉做到让“真相”走在前面。引导人们了解网络安全、网络违法等常识，明白某种传播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后真相”时代，“真”的问题更多地变成了“善”的问题，因此要甄别和洞察隐匿在真相背后的价值观念，传播的内容一定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信谣、不造谣、不盲从。培养人们在面对争议问题时，要尊重事实、冷静思考，避免因盲目冲动而导致情绪化传播，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

（四）价值观教育方法的改进：从强势“灌输”走向真诚“对话”

传统的价值观教育在方法上存在一定的“知识化”倾向，价值观教育容易变成只是对已有的定论进行阐释。真理和意义是在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思想观点的互动与对话过程中，教育双方共感于心灵的“视界融合”的产物。因此，“后真相”时代的价值观教育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营造新时代应有的理论和文化氛围，引导人们自觉地形成符合自我个性和时代要求的思考问题的内在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真相”时代的价值观教育更应是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对话”。“对话”注重关联性、导向性、丰富性和艺术性的协调统一。

第一，对话需富于关联性。价值观教育要与个人利益、生存发展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关联。对话应是关联性、情景化和“在场”性的，要关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成长意义。空泛的、游离于实际问题之外的对话无法引起共鸣。只有契合大众的关切，即能够“抓住事物根本”的对话才能打动人，最终使价值观教育收到入脑入心的教育效果。

第二，对话应具有导向性。话语从来就不是中立的，都要受到社会的筛选、组织和控制。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因此，对话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导向，在尊重个体价值选择自主性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靠拢。

第三，对话要体现丰富性。人是具有丰富规定性的存在，这就决定了其价值追求的多维性。因此，价值观教育要以开放的姿态，通过丰富性的对话形式，一方面解答主体自身多维的价值需求，另一方面回应“后真相”时代多元的价值冲突，使人们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

第四，对话得讲究艺术性。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实施过程在讲求科学性的同时还要富于艺术性。“后真相”时代，人们被海量的信源包围着，信任关系在根本上决定了价值信念的来源。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因此，教育者必须“放下身架”，要善于以情感人、以趣引人、以志励人，敢发声、多发声、巧发声，真实、全面、立体地诠释价值理念，帮助受教育者自主构建科学的价值观。

综上，“后真相”时代的价值观教育，需要充分尊重这一时代以情感争夺和情绪激发的方式获得价值认同的实际，扭转价值观教育遗忘感性的态度，实现价值观教育的感性转向。“后真相”时代的价值观教育，应在增强人们媒介素养的基础上，通过真诚对话跨越两种异质性话语之间的鸿沟，通过相互讨论、激励、鼓舞、引导，形成主体之间的“视界融合”、意义创生和德性提升，最终实现受教育者的价值自觉。